邓中堂
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公元前647年前后），《管子·小匡》云：“筑五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中牟（在今河南鹤壁市境内）、邺（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盖（在今山东沂源县东南）、牡丘（在今山东聊城境内），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中国也。”从齐桓公始筑邺城至今，已有二千六百余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邺城曾在战国魏文侯时期做过魏国的陪都（也称别都，首都安邑，故城在今山西夏县境），之后，先后有三国时期的曹魏、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六个时代相继在邺城建都。前后做都时间达300余年，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一、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如前所述，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当时，齐桓公做为“春秋五霸”之一，在众多的诸侯和王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很多小国为了找个靠山，纷纷依附于他，其中也有卫国。之后。齐桓公率其它诸侯为卫文公筑了楚丘城（故址在今河南滑县境内）。同时， 为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又为其它诸侯筑了几座城池，其中的“五鹿、中牟、邺”这几座城池是为卫国筑的，目的借以抵御别的诸侯国的侵略扩张。公元前636年，晋国从卫国手中夺取了邺城。之后，200年间邺城一直属于晋国。直到晋敬公十三年（前439年，）又把邺城封给了魏文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命魏斯（即魏文侯）、赵藉、韩虔为诸侯”。这里所说的“命”，实际上就是周王室正式承认魏文侯等人的诸侯地位。魏文侯得到了邺城，再加上也得到了周王室对其诸侯地位的承认，所以，就把其作为大行山以东的军事重镇而加以治理。当时魏国的都城在安邑（故城在今山西夏县境），因为魏国的疆域为一东西狭长地带，再加当时交通通讯不畅，所以，魏国对东部地区的治理就有“鞭长莫及”之虞了。这时，邺地经过贤令西门豹的治理，已由过去的萧条荒凉的边鄙小城，变为了一个政治清明，物阜民丰的边陲（北边不远处的邯郸即是赵国的都城）重镇。同时，由于西门豹在邺城施行“藏粮于民”，“寓兵于民”的施政方针，邺城也成了一个军事重镇，是与赵国抗衡的“桥头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魏文侯就把邺城做为魏国的别都（即陪都）。《太平寰宇记》引《史记》曰：“魏文侯出征，以西门豹守邺，即为魏都也”。我国已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说：“邺城相传建于前七世纪春秋齐桓公，前五世纪战国初，魏文侯曾在此建都”。（谭其骧《中国七大古都·序》）所以，说起邺城做为国都的起始时间，应当从战国魏文侯时算起。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公元前225年—公元204年)，邺城一直做为州、郡两级行政机构的治所，是中国北方的重镇。
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时为汉丞相的曹操，继官渡之战重挫袁绍割据集团之后，又一举攻占了时为冀州牧治所的邺城，自领冀州牧。之后，他就把邺城做为自己进行统一北方的战略据点和大本营来营建。首先，对城区进行了整体规划和改建，使新建后的邺城中轴对称，功能分区，成棋盘格状；城市功能趋向合理。城区面积也有很大扩展，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颇具一定规模，实质上已具备王都的城市规制。同时，为了增强邺城的内涵，他还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在邺城西北隅因墙为基建起高十丈，上有殿宇和房屋一百二十余间的铜雀台（亦名铜爵台）。该台建筑气势宏伟，金壁辉煌，成为曹操接见外使和宴会群臣的重要场所。之外，他又先后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分别于铜雀台的南北两侧建起了金虎台（后赵时因避建武帝石虎讳改名金凤台）和冰井台。三台间距六十步，有阁道式云桥相通，“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三台实质上也是三个相对独立的高台建筑。据说，曹操出于自身安全和战争的需要，还在三台下修筑了通向邺城西边十余华里处的讲武城的地下运兵道。现在，在金凤台遗址台顶山门的西侧还留一段纵深七、八十米的地下通道，名为“转军洞”。据说，那就是曹操当年修建的地下运兵道。由此可见，曹操在修造铜雀台三台时，不仅把其做为一个歌舞饮宴的娱乐场所来营建，而且其还把其做为一个军事制高点及城防设施来营建。据史料载，他还于建安十七年前后，在铜雀台上曾指挥部属成功地平息了部将严才组织的叛乱。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进爵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又加封为魏王。汉献帝特为曹操加九锡（九种仪仗器物，代表人臣的最高礼遇），位在诸侯之上。同时，还诏命其设天子旌旗，冕用十二旒，备天子乘舆，享受到了与汉献帝同样的待遇。同时，曹操还在邺城建宗庙、社稷，设置百官衙署，与都城许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上面说的这些，仅是一些表面的礼遇。当时汉献帝远在许都，是名义上的皇帝，国家最高领导人，实质上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曹操的手中。他雄踞邺城，打着皇帝的“招牌”号令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使的 “三分天下有其二” ，创下了千秋霸业。许都是名义上的东汉都城，而政治中心实质是在邺城。
曹魏之后，又先后有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五个朝代在邺城建都，使邺城在一百四十余年间，一直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二、建安文学的发祥地
建安文学，是东汉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5年—220年）年间兴起和繁荣起来的一种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发祥地就在邺城。
由于曹操全方位广泛招揽人才，且在人才政策和用人环境上又十分宽松，所以，不仅有大批地有治国用兵之才投奔其帐下，而且还有不少饱学之士，逐渐从全国各地汇集到曹操的大本营邺城，形成了一个贤达云集、人才荟萃的大好局面。随着曹操统一北方战争的向北扩展，邺城就成了其大本营和巩固、可靠的大后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邺下文人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日益兴起，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王璨、陈琳、阮瑀、刘桢、徐干、应瑒、孔融）为代表的颇有影响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文人集团。在曹操父子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下，这个文人集团在创作风格上一改两汉“词赋竞爽，而吟咏糜闻”（刘勰：《文心雕龙》）的颓废之风，形成了一种“清峻、通脱、简约”，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新的创作风格，史称“建安风骨”。
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有：王粲、刘桢、陈琳、徐干、应瑒、阮瑀以上六人，再加上孔融，史称“建安七子”。除上述之人外，还有杨修、吴质、邯郸淳、丁仪、丁廙及女诗人蔡文姬等近百人之多，可谓人才济济，盛极一时。上述文人们在投奔曹操后，曹操量才而用，都给予妥善安置，或在政府、军队中担任各种职务，或做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侍从。他们在曹操的关爱下，既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又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创作环境，所以，创作热情日渐高涨，佳作名篇异彩纷呈，形成了一个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钟嵘在其《诗品·总论》中对此做了如下精辟述评：“曹氏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曹丕后来也在其所著的《典论·论文》一书中，称建安文学活动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给予了很高评价。
曹氏父子不仅支持和领导了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活动，而且还身体力行，在繁杂的政务、军务之余，带头从事文学创作，且各领风骚，颇有建树。当时，曹操把四言诗推进了一大步。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苦寒行》、《蒿里行》等都是千古名篇；曹植积极进取，在自己的诗作中，完成了由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转变，并且把五言诗推到了巅峰。曹丕则初创了七言诗，在四言、五言诗向七言诗过渡的过程中，起到了领军人物的作用。他们对建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邺城不仅成了当时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而且也成了兴旺发达的文化中心，成为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对当代及后世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三、民族大融合的交汇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一个大分裂、大动荡、大改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随着汉族政权的分崩离析，更迭频繁，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乘乱南侵，入主中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长期杂居，相互学习，相互融合，进入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十六国时期，入主中原地区的羯、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在邺城建立了后赵、前燕割据政权；北朝时期的鲜卑族政权东魏、北齐也相继在邺城建都。随着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人民长期的杂居和共同生活，邺城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交汇点。
在长期的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民族大迁徙。早在东汉末年，曹操为了维护其统治区北部边境的安定，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二月出兵出上，征讨乌桓（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部落）。同年九月，曹军取得柳城大捷，将乌桓头领蹋顿斩首。在班师南返邺城时，曹操一方面把被乌桓掳去和逃亡塞外的十余万汉人带回内地，另一方面，他还把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一万余部落，十万余户，数十万乌桓人迁入关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随曹操迁到了邺城。同时，曹操还挑选了一批壮健的乌桓骑兵充实于军中，由他们的侯王大人带领随军到各地征战。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迁入内地及邺城的乌桓人，包括乌桓骑兵在内，逐渐与汉族融合。十六国时期，后赵和前燕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在邺城建都，使大量的羯、鲜卑族民众流入邺城，少数民族人口在邺城占了相当的比例。公元534年，随着北魏的分裂，原北魏的大丞相高欢挟孝静元善见由洛阳东迁邺城，史称东魏。在迁都的同时，还将原居于京都洛阳的四十万户迁往邺城，史书载曰：“诏下三日，四十万户狼狈就道。”如每户最低按三口人计算，这批东迁人口的总数当在120万口以上。而在这批人口中，鲜卑族应为多数。这次迁都,由于大批外来人口涌入邺城，使原来较为宽敞的邺城就显得拥挤了。为了解决京都民众的居住问题及为皇帝及王公贵族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于是，又修建了邺南城，使邺城的规模扩大了一倍还多。（二）少数民族统治者实行汉化政策。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随着胡汉百姓杂居及相互了解的加深，他们逐渐认识到了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少数民族人民与农耕生活的汉族人民之间，无论从生活习俗还是文化、物质方面都是存在很大差距的，汉族远远优于游牧民族。于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便采取汉化政策。如：北魏孝文帝（471-499年）登上帝位后，不仅将都城由大同迁往洛阳（其中孝文帝曾几次想将都城迁往邺城，但因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才改变主张），还将鲜卑姓改为汉姓。同时，在服装上也做了规定，禁止穿胡服，一律着汉装。在语言上禁止说胡话，一律讲汉语。同时，在婚姻上还禁止鲜卑族同姓结婚，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而且孝文帝还身体力行，带头娶汉族大姓的女儿为皇后等等。这样，就从制度上推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加快了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东魏孝静帝东迁邺城以及北齐在邺城建都后，继续奉行孝文帝时期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繁荣了经济，加快了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少数民族统治者采用汉族的统治制度。后赵石勒于公元313年前后取得邺城后，很注意采用汉族统治者的相关制度来加强对邺城及其它占领区的治理。因为他出身奴隶，早年曾经历过“两胡一枷”被强卖到山东为奴隶的悲惨生活，后来又参过马牧起义军，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是有亲身体验的。所以，对广大穷苦人民还是有一定的同情心的。因此，在他取得邺城后，从“司冀渐宁，人始租赋”角度考虑开始采用中原地区已经采取的封建剥削方式，在他的占领区内实行编户齐民，进行租赋的征调。规定百姓每户“出赀（帛）二匹，租（谷）二斛”(《晋书·石勒载记》)。按这个剥削量计算，与曹操平定河北后施行的“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两匹，绵二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基本相近，比起西晋王朝实行占田法后“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亩合八升），绢三匹，绵三斤”（《初学记·卷27》引《晋故事》）的剥削量来，要轻的多。石勒成为大赵天王后，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还积极实行奖励农桑的制度，经常“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有一次，特意诏命“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光等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晋书·石勒载记》。石勒采取的这些汉族政权的统治政策，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占领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四）少数民族统治者利用归顺自己的汉族官员和知识人士为自己巩固政权服务。如：在石勒转战河北时，即将当地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并以当时的汉族失意士人张宾为谋主，后任其为大执法，执掌朝政，使自己的统治得到了有效巩固。另外，在人事制度上，继续实行九品官人制度，如“法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以副选举之任”（《晋书·石勒载记》）。后来，又“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晋书·石勒载记》）。在石勒采取这一系列用人制度后，中原的不少汉世家大族纷纷依附后赵政权，在石勒的礼遇下，他们知恩复报，积极为后赵政权服务，为巩固后赵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五）实行胡汉分治制度，不得歧视汉族人士。后赵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也与前赵匈奴刘氏王朝一样，积极采用胡汉分治的政策。如石勒曾以中垒将军李雄，游击将军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理胡人辞讼。另以张离、张良、刘群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当时，后赵做出规定，为了维护汉人与胡人之间的团结，以减少摩擦，故而规定称呼羯人为“国人”，汉人为“赵人”，严禁汉人称羯人为“胡人”。为了加强对这方面事情的管理，后赵还专设大单于来统率胡羯。后赵的单于台就设在邺城。（六）少数民族统治者注重以汉族的文化经典培育后代及自身带头学习汉族文化典籍，借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在这方面，石勒为其它少数民族统治者树立了楷模。石勒在取得河北后，随即在襄国（后赵前期国都，故址在今河北邢台市境内）“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此后不久，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宿卫工作）”。同时，为了加强对这些学校的管理，石勒还下令“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一人，弟子百五十人”（《晋书·石勒载记》）。可见石勒对教育的重视。除此之后，为鼓励地主阶级和官宦将佐们的子弟入学校接受教育，他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即各地的地主豪右子弟入学后经过三次考试，如果成绩优异，可由郡国推荐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供职，可破格录用。另外，石勒还是个喜好文学，勤学好问之人。他自己不识字，就经常让人读史书给他听。有一次，他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将有天下？’至留侯（张良）谏，乃曰：‘赖有此耳’”（《世说新语·识鉴篇》）。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尽管石勒不通文墨，但他却对汉族历史典籍十分热爱且注重学习借鉴，并且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如，他钦佩汉高祖刘邦，曾虔诚地说：“若逢高主，当北面而事之，与韩（信）、彭（越）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刘秀），当并躯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晋书·石勒载记》）。另外，石勒还十分注重对历史典籍的研究，并专门设置了“史学祭酒”这一职位。“史学”一词，还是经石勒之口提出的，一直延续至今。在促进胡汉文化的融合方面，石勒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当然，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时期，除上述之外，关于民族大融合这方面的事例还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在谈及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对此做了精辟的概述和总结，他说：“自十六国时起，在黄河流域建立的政权都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族人（前凉除外）。一个少数族人立起国来，散居在边境内外的同族人，很自然地集合到本族的政权下，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族。这个政权崩溃后，遗民难以再迁回原居地，恢复旧生活，日久只能和杂居的汉族人融化。最古老的匈奴、氐、羌等族，以及较后起的乌桓、鲜卑等族，经过十六国、北朝将近三百年的时间，此后，基本上不再见它们的活动，也就是说，融化到汉族里去了。（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六章》）。《魏书·地形志》说 “太康（西晋武帝）年间（公元280－290年）户口数比魏明帝青龙年间（公元233－237年）增加了一倍。照一倍计算，西晋当有户五百余万，口三千余万。这是东汉末年大乱以后，第一次出现比较可信的巨大户口数。其中一部分，无疑是新增加的各少数族人。“融化是自然的趋势，融化也自然要伴随着各族间残酷的战争。十六国、北朝战乱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六章》）。
四、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巅峰时期
佛教是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说法不一，主要说法有二：其一，以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月氏王口授《浮屠经》开始；其二，以东汉明帝永丰十年（公元67年），由迦叶摩腾竺·法兰华译《四十二章经》时开始。
当时有个印度（一说龟兹）高僧名叫浮图澄，他于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来到洛阳。他自称活了一百多岁，能辟谷不食，服气而生。据传，他腹部有一个孔，塞以絮物，夜间拔出絮物，孔内放光，可将一室照亮。又说可从孔内取出五脏六腑加以清洗。而且能预知吉凶，善断是非，有多种特异功能。《辞海》载其生于公元232年。死于384年，活了一百多岁。由此看来，浮图澄是位得道高僧。因此，当有人将其引荐给后赵天王石勒之后，经过与之交谈，石勒自然非常佩服。他曾为石勒求过雨，预测过战争的胜败，均为灵验。当然，这中间既有对交战双方兵力对比的精辟分析，也有偶然的巧合，未必全在浮图澄的预料之中。另外，传说他还曾救活了石勒的爱子石斌；使石勒感激涕零，佩服得五体投地。随后，将浮图澄授以“大和尚”的封号，尊为国师，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受石勒的影响，他的从子（侄儿，一说从弟）石虎也十分崇拜浮图澄。《高僧传》载：“（虎）朝令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由此可见，浮图澄在后赵朝廷所受到的礼遇是非常高的。在石勒、石虎的尊崇和推广下，佛教活动中在原地区迅速兴起，在后赵国都邺城更是兴盛无比。《高僧传》对此事载曰：“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国人每共相语，莫起恶心，和尚知汝。……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在此社会大环境下，京都邺城信奉佛事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寺庙应运而起。人们以信佛为荣，纷纷出家为僧。《高僧传》载曰：“（浮图澄）前后门徒近一万，所立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由此可见，佛教在邺城和中原地区的兴盛程度。邺城做为后赵的国都，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北方佛教传播活动的中心。
浮图澄名播天下，他的弟子自然很多，其中尤以道安和法雅二人超凡脱俗，非同一般。这两个人在佛学、文学上都成就很高，对佛教传播的影响也非常大，成为继浮图澄之后邺城和中原地区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继后赵王朝灭亡（公元350年）的二百年（公元550年）后，北齐王朝又在邺城建都。齐文宣帝高洋登上皇帝宝座后，又大兴佛教，把佛教活动再次推向了顶峰。高洋本身性格非常残暴，杀人如同儿戏，甚至对他的子侄也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却又十分迷信佛教，曾亲受菩萨戒。在他在位的十年中，邺城及中原地区佛事活动达到一个极盛时期。到了北齐末年，后主高纬也信奉佛教，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甚至把邺都三台宫（铜雀台、金凤台、冰井台）舍施给大兴圣寺，后来又把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境）的尚书省也舍施为大基圣寺，把并州的晋祠舍施为大崇皇寺。由此可见，北齐的皇帝对佛教的信奉到了何种痴迷程度。此外，北齐的妃、主、诸王也大都信佛，不少废后往往出家为尼。公主、郡主出家礼佛的也不少。这样一来，在北齐时期，邺城做为国都，自然成为了全国的佛教传播活动中心，使佛事活动进入了一个巅峰时期。据史料载，当时在全国寺庙有三万所，僧尼近二百万人；而仅在国都邺城，寺庙就有四千所，僧尼近八万人。这组数字，较之后赵佛教初兴时期的全国僧尼近万人翻了200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较之前全国寺庙893所，翻了30多倍，可见其发展和传播面之广，以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出现上述佛教极盛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几种：一是皇帝和统治阶级带头信佛，引发了全国的佛教活动的兴盛；二是当时中原人民在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生活贫困，走投无路，只好遁入佛门，以求生存；三是国家徭役和租赋太重，人们不堪重负，为躲避徭役和租赋，只好躲进寺庙，出家当和尚等等。这样的结果，必然要导致编户齐民数量大量减少，国家租赋收入严重下滑，而且还直接造成了国家兵员的减少，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样，就导致了北周灭北齐后，周武帝为了国计民生，在全国发动了声势浩大、坚决彻底的灭佛运动，使佛教活动在中原地区由巅峰跌到了低谷。物极必反，这也正是世间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引领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
邺城做为七朝故都，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段内，一直是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且在引领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也处于前沿阵地，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西门豹渠——中国水利史上的开山之作。战国魏文候时，委派得力干将西门豹为邺令治邺。西门豹到邺后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投巫于漳河，破除了“河伯娶妇”的陋习，解除了邺地百姓精神上的枷锁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二是治理漳河水患，在漳河上修造了十二条大渠，引漳水溉田，发展了农业生产，富了邺地百姓。他修的这些渠，史称“西门豹渠”。其遗址在今河南省安阳县西高穴村北，现仍清晰可见。西门豹修渠约在公元前402年前后，而李冰修的四川都江堰约在公元前220年前后，从时间上看，西门豹渠比都江堰早180多年。《水经注》曰：“魏文候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河溉邺，民赖其用”。《辞海》在《西门豹渠》条中载：“（西门豹渠）也称‘引漳十二渠’。西门豹主持开凿的引漳溉邺（今河北省临漳西）水利工程，是我国最早的多首制灌溉工程。渠的开凿，被誉为‘终古斥卤（盐碱地）生稻梁’”。继西门豹开凿引漳十二渠之后，他的后任邺令史起及三国时期的曹操，先后在西门豹渠的基础上修渠溉田，发展了邺地的农业生产。西门豹修造引漳十二渠，可谓是我国水利发展史上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水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曹操修邺城——中国都城建筑史上的光辉典范。在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占领邺城之后，一面继续进行统一北方的战争，一面把邺城做为大本营来营造。他大胆革新，科学规划，敢于打破前世城市建筑的格局，使邺城建筑“中轴对称，分区明显，呈棋盘格状”。其主要特点：一是首先出现中轴线和对称布局，对后代都城的规划有很大的影响；二是皇城、官署和民居截然分设，改变了过来长安、洛阳等都城里皇城和里坊参杂的建筑模式；三是新修的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城市规模较前扩大了许多。而且为了丰富城市内涵和增加城市功能，还在西城墙上因墙为基修造了铜雀三台，后又建起了铜雀苑等供人们观赏和休闲的附属设施。同时，还在铜雀三台及南城墙下修造了地下运兵道，第一次把城防作战设施融入城市建筑之中，可谓是匠心独具。曹操修建的邺城，对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明、清的北京城的建筑也都产生了影响。其影响还远及海外，日本的京都平城京等都市也引进了邺城的建筑模式，成为中国都城建筑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三）冰井台贮藏——中国贮藏史上的首创。结合邺城都城建设，曹操先后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至十九年（公元214年）在邺城西北隅城墙上以墙为基修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后改名金凤台）和冰井台，其中最北边的台是冰井台。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冰井台的建筑构造及其作用作了如下记述“此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内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然（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又有粟窖及盐窖，以备不虞”。从上面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曹操修造冰井台，主要目的就是贮藏物资，其中有燃料（石炭）、粮食；有盐、还有冰块，可说是日常生活必须品基本齐备，一旦情况有变，在台上坚守个十天半月的应该不成问题，可见曹操用心良苦。他所贮藏的石墨（石炭）就是我们所说的煤炭。由此可见，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时期，曹操就对煤炭进行了开发利用，可以说是开了我国煤炭开发史上的先河。另外，他在冰井台中的贮藏的冰块，从冬天到夏天能一直不溶化，这也是一个奇迹。那个时候还没有制冷设备，曹操利用十五丈深的井来保持摄氏零度以下的温度来贮藏冰块以便夏天消暑，这在我国贮藏史上也是一个首创。他这个贮藏法也被后人所传承，后赵的石虎，也学着曹操的办法在冰井台藏冰，夏天赐给大臣们消暑。
（四）后赵的舂车、司里车和机械人——中国机械制造史上的奇迹。后赵石虎时（公元332——349年），尚方令解飞发明制造了“舂车”和“磨车”。《邺中记》中对此两种车记载曰：“（舂车）有舂车木人及作行椎于车上，动则木人蹋椎，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车，置石磨于车上，行十里，辄磨一斛。”另外，石虎时还发明了一种结构非常巧妙的“司里车”，用来记录行军里程。这种车是一种两轮马车，车上有木人，双手执鼓锤，车中置一鼓，车行一里，木人辄击一槌。”（《宋书·礼志》）。它的构造方法是利用车轮的转动，带动车上装置的四个不同的齿轮。当车行一里，即轮转一百周时（古时计程法是车轮一圈合三步，一百转则为三百步，即是一里），最后的齿轮转了一周，由于关捩拨动的作用，车上的木人则击鼓一次，这样就便于统计车行的里数。这种以齿轮机械的原理来记录里程，在当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发明。除上述之外，后赵时石虎信佛，解飞还专门为他制造了一辆四轮金佛车。这个车上有一尊金佛，周围有九条龙喷薄吐水。并制作了十几个木僧人；其中较大的一个不停地在金佛的心腹间抚摸。其余的木僧人身高二尺，身披袈裟，绕着金佛环行，等行到金佛面前时，便向金佛作辑行礼。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全止。这种机械精巧绝伦，可谓是现代机械人的老祖宗。
除上述这些之外，在三国曹魏时期，邺城的钢铁冶炼技术也很发达，曹操和曹丕先后用他们冶炼的钢铁锻造了“百辟刀”和“百辟剑”，锋利无比，可见其钢铁冶炼技术的先进。当时神医华佗发明的名为“麻沸散”的“麻醉药”，用于他开创的外科手术，这在我国医药史上也是一种独创。此外，在北齐未年，邺宫妃子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根火柴，比欧州早了1000多年等等。
综上所述，邺城从春秋齐桓公时始建，至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被焚毁，共存在了一千余年。其间，又先后有七个朝代在此做都达三百余年，在较长的历史时段内，一直是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宗教中心，在城市建设、水利工程、文学艺术、机械制造等方面都在我国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无论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还是繁荣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了当年繁荣兴盛的古都长安和洛阳，成为中国七大古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永载史册的。
（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古邺文化研究会会长，原临漳县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
